这意味着,对系统内部分化出来的各个系统来说,环境就被分成了两个部分,各个子系统共享的环境,以及各个子系统各自的专门性环境。

高校将考试作弊、受到纪律处分等设定为学位授予的否定要件，法院大多以尊重学术自治为由肯认其合法性，忽视了禁止不当联结原则的适用。1.在立法上完善行政主体制度。

[45]分别参见《中国人民大学章程》第32条，《南京理工大学章程》第31、34条，《中南大学章程》第16条。主张最低限度控制的观点参见湛中乐、李烁：《论〈学位条例〉修订中的关键问题》，载《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6期，第34页。此外，《高等教育法》第11条确认的自主办学并非没有边界，而是应当依法进行，指导案例39号也强调学位授予标准在法定的基本原则范围内确定。自治异化是指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制定在形式上贯彻学术自治，却产生实质合法性的问题。为保障学位质量，《学位条例》的修订只需针对学业成绩、学术水平或专业水平、道德品行设定基本要件，不能限制高校在基本条件之上作出更高要求。

[36]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西乡塘区人民法院（2011）西行初字第3号行政判决书。即便承认高校办学自主权，法律授权逻辑主张高校学位授予标准仅是立法赋予的细化空间，且空间十分有限。源于欧洲，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日本引进的权利义务法理学在中国基本定型于20世纪30-40年代，在80年代后期乃至90年代获得了新发展。

目的和手段是一对哲学范畴，目的是活动主体在对象性活动中观念上确立并始终追求的未来结果或后果，手段是实现目的的方式方法。20世纪30-40年代的中文法学和50年代汉译俄文法学出版物加强和巩固了这个基本概念体系。他给义务下的定义是：义务是国家规定并体现在法关系中的、人们应该和必须适应权利主张而做出或抑制一定行为的负担或约束。另一本是当今正在中国高校普遍使用的法理学教材，它对义务的论说显然也具有较高程度的代表性。

如果人们忽视事情的实质方面，仅基于言词标准简单地将服兵役一概认定为义务，那就会不正确地把一部分权利划到了义务的范围，从而造成义务概念周延过度和权利概念周延不及的情况。但是，权利、权力不能同义务交换并不妨碍在引进义务一词后，权利与权力和此权力与彼权力之间的交换或其他互动关系被描述为权利-义务关系或权力-义务关系。

中文法学要改善义务研究，获取更合理的义务概念，应该以形成强劲的法现象通盘解释能力的一般理论为目标，通过艰苦的研究形成包括义务在内的法学基本概念体系。3. 特定义务概念的合理性高低，主要由其所处的基本概念体系的逻辑自洽程度决定。权利-权力-义务基于权力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法律生活事实，从视为逻辑上解放了原来被外延包括权力的复合型权利裹挟、遮蔽住的权力，同时也间接解放了被与那种权利间接遮蔽的，与权力相伴随的那部分义务。此举不仅解决了此前权力缺席和与权力相关联的义务全部遭外延复合型权利包裹、遮蔽的结构性缺憾，也消除了体系中几乎与所有其他基本概念相伴随的义务都招致外延复合型权利裹挟、遮蔽的连带损害。

义务与权利两个词所指代的现象不仅是不同的，而且是对立的。严格地说，对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过程中具体的受教育行为属权利还是义务，应该做具体分析：通常应理解为学童一方面享有上学、听课、利用学校教学设施、参加考试和获取相应证书等权利，另一方面履行入学就读、遵守教育行政部门管理、遵守学校教学纪律，按规定的学制、教学大纲、教材等接受教育的义务。这种状况造成人们在一些关键场域无法准确辨识义务并将其纳入义务范围，从而导致中文法学的义务概念无法具备足够的周延性。进入21世纪后的头十年间，中文法学的义务研究逐渐改变了20世纪的情况，开始重视与个人权利保障相对应的国家义务、公共机关义务和不同公共机关相互间应履行的义务的研究。

所以，为了实现义务研究过程的衔接，讨论中时间往前、空间向外做必要延伸是应该的，但主要还是限于当代中文法学面对的义务现象和义务概念。义务所处的原有基本概念体系提升了逻辑自洽程度，义务所处的新的、逻辑可能更自洽的基本概念体系已经形成或正在逐步建构中。

如果说这样定义的义务可能因法律主体未予详细列举而范围不甚明确的话，那么，稍后还有一种定义实际上将义务主体限制于个人：所谓义务，是指国家用法律明确规定并用国家的力量强制公民履行的对国家、对社会及对他人的某种责任。（2）消除构成基本概念体系的文字符号间自相抵牾、经不起推敲、不能自圆其说的情况。

为了落实上述构想，张光博教授为推动义务像权利一样获得法学界的重视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4）经济分析法学很少论述义务，但其论述义务时，在理性人假定下，直接将义务视为产品的生产成本或劳务、财物支出，从而直接触及了本质主义法学所重视的义务的本体，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义务本质观一脉相承。从积极的方面说，若欲获取周延的义务概念，中文法学须以21世纪中国和世界主要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法律生活实践为临摹对象，至少如实反映出权力与权利在宪法、法律上地位平等、同扮法律生活主角的事实。对义务及其所处基本概念体系的合理性做逻辑检验，通常需要运用三恰的标准，即逻辑上的自洽、他洽和续洽，其中自洽处于基础性地位。履行法定义务，同时享有要求别人遵守法定义务界限的权利。义务概念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法律生活中各种义务现象的周延程度，取决于法学对构成权的各要素的认知水平，特别是对其中权利、权力及两者的共同体法权的认知水平。

但是，若要具体衡量上述不同义务定义所反映的对义务现象的认识深度，就得细究这些定义接近义务最深层本质的程度。自身所处基本概念体系的自洽程度。

（3）实现义务所在概念体系中的文字符号与法律生活事实之间的逻辑自洽。经如此解说后，权力的各种表现就被人为放进了权利范围，以致此种权利就不仅被强行安排吃进了各国法律制度中的权力，还被强行安排吃进了其中中国宪法法律中规定的国家权力国家机关的权力职权权限公权力等各级各类公共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掌的公共权力。

从客观方面看，从义务、权利、权力之本质载体的形成过程看，情况恰恰相反：所有实体性义务都意味着生产性资源投入和劳动者的体力脑力投入，只有这个过程在属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限度内终了的时候，才会出现权利、权力的本质载体，而不是相反。（2）提出了权利与义务界限划分的原则，认为权利和义务两者是统一的，两者的接合部互为界限。

宪法、法律所称的义务都在义务概念的指称范围，这不言而喻。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快递员送货上门，以完成投递义务为目的。稍后，张恒山教授下较大功夫考察研究了历史上和当代中外法学界对义务、法义务的认知，包括义务起源、存在形式、分类和设定原则等等。

当然，债权（权利）债务（义务）是有界限的，但这不是一个统一体意义上的内部界限。当代任何法学者研究义务，必然同时面对义务现象和义务概念，前者属于客观的现象世界，是认识活动的历史起点、现实对象和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基准，后者属于记录人对前者认识的成果的主观法学世界。

出现这种情况，相关方要求对方返还超额获取的部分或补偿价款，就是义务转化成了它的方面（权利）。他从含义入手对义务下的完整定义是：义务是社会成员们为了防止侵害、或增进他人或义务主体本人的利益，而通过表现着自己的预约性意见的行为规则、向实践中的行为主体提出的、以预设的条件得到实现为前提的、关于作（或不作）某种行为的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同样真实的情况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即任何财产和服务，都是得有人生产、提供的。外文法学似乎也是如此。

因此，这个基本概念体系中的文字符号，特别是其中的权利一词的含义，以及缺少权力一词的状况，与当代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法律生活事实，逻辑上是严重分裂的。一个新想法如果同体系中已经存在的观念相融，特别是与个人的自我评价相一致，那么它就很容易被接受和吸收。用新的义务本质观审视以上七个常见涉义务命题，显然能够对其真理性有一些更清晰、更具体的辨识。在这种研究进路中，义务是与各种权之总量相等但性质相反，直接或间接体现为负利益和负值财产的各种现象，以及为促使相应负利益、负值财产落实其归属而形成的应作为或不应作为的行为规则。

事实上，我们整个文明都建立在对个人通常行为的成功预测上。购房者设法筹到足够的款项，以履行如期偿还银行贷款义务为目的，等等。

例如，权利-义务基本概念体系产生在19世纪乃至更早之前的法、德等国，构成这个体系的文字符号当初的自洽对象，实际上是那个时代法、德等国的法律生活事实。2. 义务概念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法律生活中各种义务现象的周延程度，取决于法学对构成权的各要素的认知水平，特别是对其中权利、权力及两者的共同体法权的认知水平。

法学家要有意义地谈论义务与权利、权力的关系，必须先承认这种主客观差异。其实，权利、权力、剩余权、法权、权也都有本质载体，道理与义务有本质载体相同，只不过前者的本质载体表现为正值财产性实体而已。